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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能生于马来西亚剧变的年代。父母从中国移居到被殖民统治的马来亚，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成长。后来，日本入侵，将马来亚和当地的英国人蹂躏一番。不过反过来看，日本所作的这一切，其实只在自取其辱。
战争过后，大英帝国江河日下。从印度开始，前英国殖民地纷纷独立。存在了四个世纪甚至更久的欧洲帝国开始解体。一个崭新的时代将要来临。
我当时拥有着无限的朝气和活力，虽然年轻，但也足以理解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随着殖民主义濒临灭亡，我决心好好利用各种契机。我为父亲工作那三年零三个月，为我奠下了良好的商业基础。父亲离世后，我创办了新公司。八年后，马来西亚独立。这八年就是我蓄势待发的关键阶段。
周围充斥着很多颓废堕落的华人和欧洲人。我下定决心：决不会自甘堕落，我要努力工作，利用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取得成功。
1949年4月1日，郭氏兄弟成立之初，我们对现实情况准备不足。殖民主义依然盛行，而且占尽优势。英国人、跟他们混熟了的亚洲买办、亲信、随从、阿谀奉承者处处获得优待。
其他商业领域，多由闽南人和更南方的潮州、客家人所主导。他们操浓烈口音的方言，拥有自己的文化和习俗，业务遍布马来亚和新加坡每一个城乡、市镇。我父母来自福州，是福建省的行政中心，也是一个文化之地，许多官员和小商贩都聚居于此。但若比较起来，说到冷酷无情，我们一半也没有；说到不择手段，我们也是未及一半；说要比速度和果断，我们更是连一半也说不上。
现今世界的许多问题，追根溯源都是殖民主义的后遗症。统治阶级在所有殖民地均享有特权。眼见殖民主义正步向灭亡，我意识到两点：第一，让我振臂展翅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将不用再受殖民统治者的束缚限制。第二，面对牙得利、宝德和森那美这些英国公司时，我再不用坐以待毙。独立后的马来西亚需要有主见的商人，那些老牌企业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迎接我们的挑战﹣﹣这是我们在殖民统治时代所不曾拥有的。
当时的我充满自信、热血沸腾。我鄙视殖民统治者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种族主义行为。我记得一家叫夏巴·义利( Harper , Gilfillan ）的洋行在其收款单上赫然印着：'欧洲职员签署后，收据方为有效'。我想，如果他们能这样毫无廉耻，公然侮辱其余的95％员工，他们不是疯了，就是要自取灭亡。如果我是他们其中一个本地员工，我一定会在公司内部捣乱。试想，公司不是鼓励员工'努力工作，换取回报'，而是鼓吹白人永远高人一等，所凭借的就只单单那生而有之的肤色！
从一开始，我就专注现货商品市场：如主食粮﹣﹣米、糖和面粉。在郭氏兄弟公司的首十年里，所经营的业务就是围绕着这三种商品进行简单的交易。
一开始我专营大米，因为每一个亚洲人都吃饭。我们联系新加坡的贸易公司，从那里买入大米。由于我们信誉良好，他们都很信任我们。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一行鲜有以现金提货。我们一般是货到后二周才付款。偶尔，我们也会要求再宽限两三天。而行规一般容许把二周付款期延长到四至六周。因此，我们在业界建立了很好的商誉，有时遇到好卖家，还会悄悄多给我们折扣，就连其他行家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认为跟你交易，货、款都有保障。这就是生意经。我们亦因此赚了些钱。
我们从森那美公司获得了柔佛市场的面粉配额。我从他们那里进货100吨到300吨不等，然后把面粉运到新山，分销给向我们购买米、糖的顾客。他们都是经销商或零售商，然后将货品再转销到他们的村庄。
一天，我在新加坡打高尔夫时，遇到了鹤举在沙登农业学院( Serdang Agricultural College ）的同学。此人的父亲做很大的橡胶生意。我问他：'福顺( Hock Soon )，你知道哪里有办公室出租吗？我想把生意扩展到新加坡。我现在的业务范围如水盆一样，实在太小了，我需要游向更大的湖泊。'
福顺说：'正好，我有闲置的地方，可以租600平方呢给你。'他收了我一大笔钱，我记得是6,000元。但后来，我才发现该处只有约250平方呢。当我受骗时，我不会大发雷霆，我只会记在心里。我自己犯错，失足踩入洞中，扭伤脚踝，甚或骨折，那又可怎样！我只能等待伤痛自愈，继续前行。
我们在新加坡站稳阵脚后，就开始四处寻找商机。1952年底的一天，我在《海峡时报》看到一则招标广告，政府的大米经销权合约即将届满待续。马来亚联邦政府需指定一家经销商在新加坡港接收海外货船运来的大米，存放在马来亚政府在新加坡租赁或建造的仓库里，然后再运至马来半岛南部。
我四处打听，得知一家丹麦的宝隆洋行（ East Asiatic Compa - ny ）已做了这个经销商四五年。自英军重返马来亚、新加坡后，这个经销权一直由白人公司经营。所有人都提醒我，没有中标的希望。由于当地公司认为机会渺茫，因此一直以来没有一家非白公司递交过标书。但我不相信这一套。于是，我以低价入标。这可不得了，我们真的中了标。我们还从宝隆洋行那边招了一些员工来经营。
所以，自1953年初起，我们就成为了马来西亚政府在新加坡的大米经销商。所有米船都来自泰国，郭氏（新加坡）有限公司便成为了收货方。作为一条小鱼，新加坡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湖。不过，这份政府的大米经销商合约仅够糊口和应付日常的营运开支。所以，我要继续四处寻找商机。稳定下来后，我马上搬到丝丝街（ Cecil Street )44号一家橡胶仓库。我把仓库改建成办公室，门前还开了个店。就这样，我们在那里经营起来。
有时，我会北上去吉隆坡，应大学同学的邀请去赴晚宴。聚会上，我遇到一些政府要员，大部分是本地官员，有的是受聘公务员，有的更一步步晋升至高位。吉隆坡一直是马来亚的中心。英国人把派驻马来半岛的所有高级专员都安置于此。当时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马六甲、槟城的官方委任总督与这些专员是平起平坐的。
去吉隆坡的途中，我注意到当地的一些华商开始加紧其'公关'工作。我有意把'公关'这个词加上引号，因为要界定'公关'和'腐败行为'只是一线之差，有时甚至完全看不见界线。商界人士轻松游走于在两者之间。当其时的公关手段还是很原始的。
那时，吉隆坡涌现了几所军人食堂。食堂曾是英国人的常用词。在军中，一般每个团、部、连、营都有食堂。军装官员会按军阶到相应的食堂聚会。这可算是他们的社交场所。当有舞会时，他们都穿上礼服，带着穿着飘曳长裙的妻子来参加。
但这几所新型食堂则完全不同。它们是由吉隆坡华人及一些马来朋友所兴建的，类似私人俱乐部。如果食堂完全由华人所拥有和经营，未免有点招摇和明目张胆。因此，多由两至四个华人，加上两三个马来人来共同管理。最有名的是可可食堂（ Koko ' s Mess )，名字来自其中一位马来会员，他是著名的整型外科医生。
人们经常说，许多真正的生意并非在政府办公室做成的，而是在这些俱乐部或鸡尾酒会上得来的。商人抓住对方的衣领，硬拉着耳语，不停游说。就这样便能办成一些小事。在吉隆坡，很多白人种植场主人和公务员都爱到火车站酒吧聚会。
到达俱乐部泊好车后，便会快步穿过类似牛仔酒馆内的双开式弹簧门。公务员多聚集在一边，俱乐部或食堂的经营者会努力结交当中一两个比较重要的官员。而大多数俱乐部里，都聚集着大量漂亮的年轻女子。
我也曾被带去过这些俱乐部。那里有麻将牌局，酒吧区摆放着许多椅子和沙发。男人四处游走，年轻女子围坐身边。表面上充满玩乐，但内里却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在发生。
吉隆坡有很多华商每晚都光顾这些场所，形成一种腐败的文化。他们会以灌下一整瓶白兰地来炫耀，这真是再愚蠢不过。
我想这真是天助我也。当他们沉迷玩乐时，我却专注于构思生意大计。而且，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瓦解，给予英国人或其他白人公司的优惠正逐渐减少。
年轻时，除了努力工作，我一直心无旁骛。我会花尽心思去构想一个既富诚信、又能赚钱的商业大计，然后不遗余力地去实践和推进。为此，我每天工作不少于12个小时。除了1947年与碧蓉去香港度蜜月和1951年跟母亲一起去欧洲6个月之外，我来没有休息过一天。我每一天都在工作，包括星期天在内。那时，我的体重大约只有100磅（45公斤），骨瘦如柴，但我一心只顾工作、无时无刻鞭策着自己向前。
战后的英属殖民地输入了很多不堪的人﹣﹣无能的行政官员，一些还极其腐败。纵使如此，当中也不乏正直之士。我遇到过一位十分可亲、如圣人般的理查德·凯利（ Richard Kelly )。英国作家萨默塞特·毛姆（ Somerset Maugham ）有一本不朽著作，内里细腻描述出殖民统治者的丑陋行为。但若要我挑一个有违他书中所描述的英国人，那一个肯定是凯利。凯利拥有十分高尚的道德情操，从不徇私舞弊。身为英国贸易部驻吉隆坡贸易和工业分部主管，行事公正、处事正确，而且管理有方。
凯利是剑桥大学毕业生，知识渊博，甚有学者风范。他饱览古典著作，拥有一双诗人般的眼睛，说话时温文尔雅，心地十分善良。总而言之，各方面都才智过人。他从不会因肤色或身份轻视任何人。我从未见过凯利发脾气，他是一个真正的英国绅士。如果我一定要在一生所认识的人中，选两个最可爱的人，我会立刻想起长冈浩一和理查德·凯利。
凯利被周遭的许多事情所困扰着。他就像佛祖般，为人类社会的不公义而忧心忡忡。他也如佛祖那样，开始尝试和实践不同形式的信念。
殖民地官员每两年约有三个月的假期。有几个假期，凯利都在缅甸的一家寺庙修行三四周。他在一个没有间墙、满是蚊子的修行室里打坐，每天只少量进食一次，如此冥思整整三个星期。他就是这样的人，对人类的美善深信不疑。
我请他讲述一下他的经历，这对我来说着实启发良多。跟凯利在一起，你不会觉得他高高在上、傲慢或自负。他与你完全平等。他是我见过最有学识的英国人。
我还要提及另一个人，但会隐去他的姓名。这个人总是喋喋不休，巧舌如簧。他经常出入吉隆坡官员的食堂聚会，常与上司对酌交谈。此人是凯利的上司。有一天我因生意的事，被引荐去见他。那时，众所周知此人已有两三个华裔亲信，传闻还与一些商人和拉生意的人过从甚密。
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表现得很热情，属于那种拍着你背跟你称兄道弟的人，但你完全摸不透他的真实意图。我刚想跟他讨论我遇到的问题时，他的电话响起。电话那端显然是他的上司，因为他表现得很恭敬似的。
我从来都是一个专心聆听的人，这是我与生俱来的特性。我走进一间屋子，不消一刻，在别人看清我之前便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包括其他人或会遗漏的蛛丝马迹。玩牌时，很多时我都会装作漫不经心，只凭直觉行事。
此人低估了我，因为他讲电话时并没有要求我回避。从他的言谈中，我判断他的上司正在询问他对凯利的看法。我听到他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伙的，他是个危险人物。'大意就是要除掉凯利，因为凯利不认同公务员那一套价值观，认定他有可能成为叛徒。我听到这些对话时，真的很震惊。
不出所料，凯利的合约届满后不获续约。此事让我清楚明白战后殖民地官员的运作模式和脉络关系。
我一直认为，殖民主义是人类最大的祸根之一，对加害者和被殖民者皆如是。
可以说，英国公务员十个当中九个都是好人，是人类的典范。无论是在学校教书或在路上遇见他们时，他们均表现如常，十分友善。但当他们走进到专属的俱乐部或谈生意时，却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我成长时，英国的产品均享有关税优惠。马来亚和其他英属殖民地所生产的原材料被运往英国加工，增值后才能创造真正的财富。英国人把这些加工后的制成品运回马来亚，通过关税优惠，成功击败其他竞争对手。
马来亚和新加坡公路上往来的汽车基本上都是奥斯汀（ Aus - tin )、莫里斯( Morris )、希尔曼（ Hillman ）和辛格（ Singer )。这十多家英国汽车制造商都是凭着关税优惠而打进本地市场的。大英帝国瓦解后，这些备受呵护的制造商便一一倒闭。
1960年代，我受邀去伦敦会见几家英国公司的主席和行政总裁。在那些公司的会议室午餐时，我想这里聚集了来自前殖民地的财富，但我嗅到的却是没落的气息。
殖民主义遗留给殖民地的祸害至深且远，这是毋容置疑的。当今世界仍然残留着殖民主义的祸害。中东、亚洲、非洲的许多问题都是源于殖民时代。
殖民主义者总喜欢说，他们为当地居民带来了文明。他们总是重复相同的论调：'如果不是我们，你们都还是光着脚到处跑的愚民。'这些论点十分幼稚。如果西方没来干涉中国，难道时间会停顿吗？再说，即使能做些好事，也没有权利冲进别人的家中说：'你不懂得如何持家。'然后便将人赶走、擅自进行'改革'。
事实上，殖民主义阻碍了那些国家的发展。这些殖民地的经济从来没有依循过正途来发展，而人民的真正能力也从未被殖民者所善用发挥。这只是一场单向的发展，就如所罗门王的金矿一样，只是用皮鞭抽打努比亚奴隶而成就的。
汉人很了解被统治的滋味，因为他们曾经被蒙古人和满族人所统治过。这些人都是不请自来，并且自封为皇！只有受过殖民统治的人才能真正明白对殖民者的愤恨。如果你认为我是一派胡言，那么我只能希望你有朝一日也被殖民统治，那时你便会明白被殖民所遭受的屈辱。生命中最糟糕的不是没有食物，而是没有做人的尊严。
大米贸易并不是特别有利可图，但交易量很大。每当市场一有混乱时，价格便会飞涨。如果你不是晚上到夜总会豪饮至被酒精冲昏头脑，又能一早爬起床的话，你便能在米价飞涨前打电话到曼谷赶紧入货。
那时还没有大米期货，只有实货交易。那么，如何获得内幕消息呢？你必须去曼谷，与那些出口商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他们对市场有很强的触角。一旦获得可靠消息，我们便恳求泰国交易商：'拜托，给我500吨米吧。'
他们会说：'噢！不行，郭先生。你知道价格在涨。'他们总会找到借口：'我所有存货都被订了。你必须以今天的价格进货，每吨米已涨了3英镑了。如果你要，我可以给你100或200吨，但你前面还排着8个人呢。'
于是，你只能不断跟他讲价。通常，他一开始愿意给你400吨的，但想一想后只能给你200吨。来回谈判之后，如果你能从他手中再挤出100吨，你认为赢了，他也认为自己赢了，因为他用300吨便能打发了你。
在1953年至1958年间，我多次往曼谷与米商见面，并直接向华商取经。我不断扩阔视野，就如磨砺自己的武器。我每天清晨七点半到八点便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才收工。我不断从旁观摩他们的办事方式，观察他们哪些地方犯错，并发誓不要让自己犯同样的错。
那时，我从泰国进口大米到马来半岛和新加坡。我在马六甲开设分行。之后，又在吉隆坡买了一家公司。终于，各大城市都有我们的踪迹，这包括吉隆坡、马六甲、新山和新加坡。
1953年我首次往曼谷前，与当地一家主要大米出口商洪敦树交流了一番。洪敦树之前在离新山35英里的小镇小笨珍（ Pontian Kechil ）居住，曾经向我父亲进米。他很喜欢我父亲，很怀念这位老朋友。1948年父亲过世后，洪去了泰国，发展得很好。到1953年，他已经成为泰国数一数二的大米出口商。他得悉我将去曼谷，专程到曼谷机场来接我。
洪敦树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华商之一。他好像生于1913年，年纪很小时便从福建南部的厦门移民到新加坡，在亲戚的帮助下，最终在柔佛南部落脚。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便以割橡胶为生，那时柔佛的野生老虎还会四周出没，威胁人类。从事大米贸易前，他曾做过货车司机。洪敦树最终能成为泰国最大的单一大米出口商，这实在是很了不起。
我早期去曼谷，每天的流程十分简单：清晨七点半，大多数米商已开门做生意。由于我是东南亚地区一个相当重要的大米进口商，因此他们都会来见我，轮流邀约，安排明天早上谁与我共进早餐。他们一般会带我去吃潮州粥，我们当然是边吃边谈生意。上午九点，我便会到洪敦树的店。我会坐在一旁，观察他如何入货。人们带着大米样品来，洪会从中抓一把，然后开始讨价还价。有时，当议价过程太激烈时，他会暂时中断，喝杯茶先放松一下，然后再继续谈。
由于泰国的磨坊主人和米农只在假日才会来曼谷，因此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中间商完成，每卖出一袋米，中间商抽取1.09泰铢作为佣金。当时10袋米就等于1公吨。
曼谷之行让我对人的行为和韧性有了更多认识。当地人的词典里根本没有'疲累'这个词。洪的店有两层。他在一楼做生意，却不在楼上睡觉，而是在宋洼德路的唐人街租了一个租金便宜的房子，距离工作地点约半公里。他想按摩时，便可随时找按摩师来给他按摩。
洪从不炫耀财富，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谦虚。他工作十分勤奋，工作强度倒不是很大，但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下班后，他会好好享用一顿晚餐。当然，每一晚我都很期待能与他共进晚餐。我想从中了解他的成功之处。
如果说有谁是我学做生意的导师，那一定就是洪敦树了。从父亲那里，除了观察到他如何精明、有风度地与顾客打交道外，我并没有学到更多。
在商界，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没有人教过我，但我人生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举动，都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如果我不是忙于做这些事，我那活跃的大脑和力充沛的身体也会把我推向其他方面。
我总觉得智慧就在我们的身边，俯拾皆是。能有系统地学习固然是好，但其实只要你愿意学习，你便能如呼吸一样，萃取到智慧。不过，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先提升自己的感官，听得更细心、嗅得更深入、看得更敏锐，然后便可以如呼吸空气般地从周遭汲取到智慧。
一天的时间是有限的。每天醒来，你必须专注在自己的人生目标上。很多年轻人浪费时间追逐最酷的跑车和其他物欲。但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些只是奢侈与享乐的象征，只会引诱你偏离重要的事情，忘记了生活的真谛。于我而言，我专注于赚钱，但渴望追求的并不是钱本身，而是希望从汇聚造王者和决策者的商业世界中崛起，并且登上云端。
泰国物产富足，土地肥沃，人民勤劳。田里工作的农民都是泰国人，但经营和管理者都是华人。曼谷是泰国的政治和经济中枢，潮州商人主导了曼谷从金融到大米的所有行业。潮州是广东省中一个沿海小城市，与福建省南部接邻。即使今天，潮州人依然是中国最棒的商人。他们有商业节奏，精于计算，在必要时能抓住要害。
那时候，大米贸易均以中文作书面通讯，言语沟通则用中国方言，而最常用的方言就是潮州话和闽南话。柬埔寨、越南和缅甸这些主要大米出口国也一样。我在泰国的历练，为我的潮州和闽南话奠下了良好的基础，到后期我可说是精通这两种方言。
泰国之后，我的下一站是缅甸仰光。1955年，我与六七个中国米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大米考察。随后，洪只邀请我与他一起去柬埔寨和越南。我们从曼谷飞往金边，待两三天，那里主要是潮州人的天下。接着，我们从金边飞往西贡，住进堤岸的唐人街。我们大部分时间与米商聚餐。西贡的商人有些是潮州人，其他都是广东人，只有少数是福建人。
我去西贡时，正值吴廷琰（吴庭艳）总统和其弟弟吴廷揉当政。吴廷琰的弟媳是个众所周知的女霸王。吴廷琰统治越南就像当年日军统治马来亚一样。我无法忘怀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幕。
有一天我和洪在街上，突然看见许多载着军人的卡车出现。军人沿路从车上跳下来，每30米就有一个士兵。当吴廷琰的车队经过时，所有商铺必须关门，所有行人必须转过身背对着街。这种事，只有以前日本占领马来亚时遇见过。我想：'天啊！这个残酷的独裁者怎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他并不是统治西贡的日本人，他是越南人，这些都是他的国民。我不禁从心底为胡志明打气。
在最高峰时，我在马来亚米商中排名首六七位。因为这个行业的边际利润很低，所以扣除成本后，一年能赚八到十万马币已算走运了。那时，从交易量来看，新加坡是最大的市场。但我们的贸易则从新山、马六甲到吉隆坡，贯穿整个马来半岛。我们还销售人员前往怡保、槟城，更远至东部的一些沿海小镇。
当郭氏兄弟公司透过公开竞标，赢得马六甲政府的大米供应商许可证时，我们在当地筹建的办事处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我的十二堂兄鹤醒是先头部队，承受很大压力。尽管受尽流言蜚言、恶言中伤，但他仍然保持镇定，冷静解决各种困难。经过约七年的努力，在他要回新山时，他已获得马六甲当地绝大多数商人的尊敬和友谊。
在1950年代，我们的生意不断壮大，当时我与鹤醒走得最近，他是郭氏集团五个创始人之一。他很喜欢我。他这个人很庄重严肃，但又非常可爱。我的同辈亲人中，他和鹤龄是我最亲近的两位。
鹤龄于1948年8月遁入丛林后，我便从此失去了他。遗憾的是，鹤醒也走得很早，他于1964年离世。可怜的他天生蹼趾，在潮湿的气候里，他的双脚根本无法保持干爽，因此脚癣病经常反复发作，后来病毒还感染到肾。他生前一直要洗肾，直至后期肾衰竭，痛苦离世。
鹤醒的一些往事，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有一次，他去我新加坡的办公室找我，那时我们已经从丝丝街搬到了嘉宾打街。我一看到他，被他当时的样子吓呆了。他不但白发苍苍，肤色黯淡，体型比从前还缩小了三分之一。为了不伤害他，我竭力掩饰自己的惊诧。我们坐下来聊天。他由始至终，脸上都挂着淡淡的微笑。我目送他下电梯，然后上车。我心里明白，鹤醒这次来是要向我道别。他返回新山后不到几天，便与世长辞了。
在1950年代，有一家规模较大向吉隆坡供米的公司叫中泰公司( Sino - Thai Corporation )，其主要投资者是我在槟城的朋友陈锦耀。那时，吉隆坡竞争激烈，起码有六七家强劲对手。有一天，陈锦耀托人跟我说：'我们何不联手呢？'于是，我与老友、也是从前的合作伙伴兼竞争对手洪敦树一起去吉隆坡见他。
我说：'我们之间不要竞争了。我们来合组陈、洪、郭联盟。'
我这辈子总是在寻找合作伙伴，因为我知道社会永远需要团队合作。鹬蚌相争，只让后来者得利。我知道，陈和洪都是值得尊敬的合作伙伴，因为他们都是君子，正派得体，特别是洪敦树，为人非常正直。我们就此达成协议。于是，我安排早前在新山成立的民天公司接管了中泰公司。
在1950年中期，我已洞悉大米生意只能賺取微利。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都可以开店买卖大米，竞争已经很白热化了。我认为大米贸易是最不需要特殊技巧的行业，因此亦无法作大规模发展。每个农民都只管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如果他们有合作意识，成立一个合作体，共同拥有磨坊，这还可以。不过投资磨坊其实只需要很少资金，因此也不会有什么经济规模。总的来说，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是很低的。
大米价格一般波动不大。试想如果大米是一个不稳定的商品，那么大范围的饥荒就会不时出现。你什么时候见过米价一年内翻倍的？米价可否由每吨40英磅涨至80英磅？或由每吨40英磅跌至20英磅？这种可能性真的不大。
因此，我同时也经营食糖，我发现食糖比大米的价格波动得多。糖价如摇摇一样大上大落。作为贸易商，只有价格变动大的商品才能让你从中赚取巨利。
由于糖不是主食，因此价格可以由一磅3分钱涨到60分钱。不过，在许多产品中，糖又是不可或缺的原料。因此，我把糖称之为'最廉价的必需奢侈品'。糖也是一种安慰剂。若你把糖放到一个哭泣的孩子嘴里，他便会破涕为笑。当糖短缺时，价格甚至可以涨至如黄金或钻石般贵重。
直至约1956年，马来亚严格控制食糖贸易，只有新加坡的欧洲商行才能进口。英国殖民地的精糖来自香港的太古糖业( Taikoo Sugar ( Swire ))、英格兰的泰莱（ Tate & Lyle ）和日本在殖民台湾时期建立的台湾糖业( Taiwan Sugar )。台湾糖业当时受台北的国民党政府所控制，他们认为与白人做交易更好，因此倾向将糖卖给牙得利、森那美或鹿特丹贸易（ Rotterdam Trading )。华资公司如果发电报给台湾糖业，一般都是石沉大海，最多也只获得简短回复：'抱歉，无法供货。'
唯一能获得台湾糖业供货的一家伪白人公司，叫建源（ Kian Gwan )。公司的创始人黄仲涵( Oei Tiong Ham ）在荷兰殖民统治印尼时成为了亚洲糖王。1930到1940年代初有一个说法，如果你坐火车从爪哇岛的一端到另一端，你一定能看见建源的糖种植园。黄仲涵后来把他的儿子都送去荷大学接受教育，同时起用在英国或荷兰受培训的印尼华人，所以建源公司经营得颇像一家白人公司。
在1953、1954年间，我开始认真做糖的买卖。开始时我从新加坡的英国洋行买糖。我认识了牙得利公司的一两个英籍经理，我会亲自上门洽商。他们承诺说：'好，我们就让你做太古食糖在新山的分销商，每月可获分80吨配额。'于是，我们每月派卡车去新加坡河岸，到驳船码头的仓库提货。
食糖贸易不用多大成本。我们经营的仓库成本很低，另外低薪雇用了三五个壮汉做搬运。即使我们每月只有80吨糖的配额，销情好时，每月也能赚2,500到3,000元，有时一年能赚到3万多元。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了。我们很快便意识到糖比大米的利润高出很多。面粉的利润则介乎大米和食糖之间，那时，面粉的主要品牌有森那美的 Blue Key 和牙得利的 Blue An - chor
约从1955年起，我将业务重心从大米转移到食糖。那时埃及总统纳赛尔（ Nasser ）藐视英、法两国，将苏伊士运河公司（ Suez Canal Company ）国有化。
接下来，1956年秋天爆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食糖价格于一周内从每吨23英镑飙升至55英镑。牙得利紧急通知我们，将无法正常提供每月的配额。由于我们之间只是君子协定，并无合同约束，我们也拿他们没办法。我想牙得利也许还是有存货的，但对他们来说，我们的生意实在是微不足道，简单打发我们就算了。
这种行为让我大吃一惊。整件事情的处理手法可说是十分卑劣。但这一切，只会进一步激发我的雄心壮志，促使我不断去思考和计划，希望能扭转乾坤，并将此转化成未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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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鹤年（Robert Kuok），1923年10月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祖籍福建福州，先后就读于新山英文学校及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学院。1942年，进入日本三菱公司新山分公司工作。1947年，创立力务克公司。1949年与郑格如等人入股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1959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创办马来西亚糖厂。1968年成立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1970年，收购了大批原糖，并在白糖期货贸易中获得丰厚回报。1971年在新加坡创立香格里拉酒店品牌。1974年旗下的嘉里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以知名食用油品牌“金龙鱼”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1978年在杭州打造了中国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1981年投资建设了香港香格里拉酒店。1984年在北京长安街兴建了国家贸易中心。1988年以20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视有限公司31.1%的股权，成为最大股东。1993年收购《南华早报》。2005年6月成立益海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盛典上获得“终身成就奖”。2013年排名世界华人富豪榜第7位。2025年，101岁的郭鹤年以114亿美元身价，蝉联2025福布斯马来西亚富豪榜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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